《子平真诠》是八字命学深入研究时期（自明中叶、经清至辛亥革命）的产物，代表了书房派格局论的巅峰，可惜民国以来它一直处于被误解的境地。最近读到王相山的新作《子平真诠精解》（2021年），此书尽力破除《子平真诠》被笼罩的层层迷雾，彰显它的“庐山真面目”，读之不由感慨万千。

一、两个“陷阱”

早在25年前，我的第一本命理作品——《八字命理新论》（台湾益群书店，1996年）就指出了这个被误读的问题：

    清代沈孝瞻的《子平真诠》说：“八字用神，专求月令，以日干配月令地支，而生克不同，格局分焉。财官印食，此用神之善而顺用之者也。煞伤劫刃，用神之不善而逆用之者也。当顺而顺，当逆而逆，配合得宜，皆成贵格。”沈孝瞻在这里所说的“用神”，指的是月令当旺之气，是取格之神。可惜，近贤徐乐吾在评注时，把其中的“用神”当作目前命理学中通用的“用神”概念来发挥。他说：“用神者，八字所用之神也。财、官、食、印、偏官、偏印、伤官、劫刃是也。八字中察其旺弱喜忌，或扶抑，则以扶抑之神为用神。故用神者，八字之枢纽也。所取用神未真，命理无准。故评命以取用神为第一要义。”显然，徐乐吾评注中所说的“用神”就是本书中谈到的结构机制，例如发挥扶抑功能的求衡机制——扶抑用神。它当然是重要的，但它终究不能替代格局的分析。

    中国文化中一直有经学传统。自从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于是开始了“经学时代”。一切以经典为依据，自己的思想见解，也都要以解释经典的面目出现，力求从经典中寻到立说的根据。这就常常发生从“我注六经”到“六经注我”的情形。这里，徐乐吾的评注或许也可以算上一例吧。

    由于徐乐吾的 “评注”，沈孝瞻对格局的苦心探讨便付之东流了。人们把全部的注意力都倾注到用神上去了，于是，格局便在人们的视线里渐渐消失了。（第141页）

徐乐吾（1886-1948）是民国时代的命理大师。今天大家了解《子平真诠》，大多是读了徐乐吾在1936年出版的《子平真诠评注》（以下简称《评注》）。徐先生一生整理、评注和出版了多种命学经典，其功不可没，在近代命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但他在评注《子平真诠》上确实出现了重大失误，给学习者挖了一个“陷阱”。

翻开《子平真诠》（以下简称《真诠》）书页的读者，一般都不是命理的初学者。他们脑里大都已有“格局”、“用神”这样的概念，尤其是用神。那么，什么是用神呢？用徐乐吾《评注》里的话来回答：

 用神者，八字所用之神也。

由于思维定势的习惯性作用，在读到《真诠》“论用神”时，自然就落到了徐乐吾评注的“八字所用之神”上去了，也就是不自觉地掉进了徐乐吾之“陷阱”。

事实上，这里的“用神”指的是取格之神。我们不妨称之为“格神”。它是指八字结构内除日主（或日干）之外的一个主导势力。从八字结构说，日主是核心，日主之外的七个字是日主所在的“环境”。《真诠》的原旨是要把这个“环境”作为独立的单位来加以研究，看其对日主来说是否是一个良好的环境。说到底，格局的研究，就是对结构环境的条理性研究，表明了传统八字研究的深化。

八字结构本身是宇宙自然之气的状态在时间序列上的缩影。八字中的内部环境是出生时外部自然生态环境的反映。月令地支显然是链接这方面信息、即季节物候能量的最重要的标记。因此，要了解环境中的主导力量，当然首先要到月令中去找，也就是上文中的“八字用神，专求月令”了。十分明确，月令是取格的枢纽。

接着，“以日干配月令地支，而生克不同，格局分焉”。也就是将月令中的主导势力取出来，对照它跟日主的生克关系，就知道它的名称，进而命名其格局。如此，具体八字结构的格局就可以定下来了。

若要追溯“用神”两字，可以追溯到早期命理著作《李虚中命书》的注文中。南宋《渊海子平》“继善篇”中两次提到过“用神”：

（1）  用神不可损伤，日主最宜健旺。

（2）  取用凭于生月，当推求其浅深。

前者是指有用之神；后者则不同，这里“取用”的“用”是指月令中的“用事”之神，也即上文提到的“格神”。我们现在常用的用神概念，显然是前者（有用之神）。而《真诠》的用神概念，正是传承了后者（用事之神）。

那么《真诠》是如何来表述有用之神的呢？它用的是另一个词——“相神”。在“论相神紧要”里说：“月令既得用神，则别位亦必有相。若君之有相，辅我用神者是也。”“凡全局之格，赖此一字而成者，均谓之相也。”

所以，要读懂《子平真诠》，首先要对其所谓的“格局”、“用神”以及“相神”这三个术语，有明确的区别性界定。

显然，真要读懂《真诠》，首先要绕过徐乐吾之“陷阱”，要弄清这里“用神”的正确含义，不要把格局与用神搅混了。或者，就直接读原文，不看徐乐吾的评注。不过，话要说回来，徐的《评注》里还是有不少有益的见解的，值得重视的。

绕过了第一个“陷阱”，还有第二个“陷阱”。

这是来自另一位民国命理大家韦千里（1911-1988）的认识。稍早于徐氏《评注》，韦千里出版了《命学讲义》（1934年）。对于“格局”，作者说：“凡人禀命，必有一格。八字之有格局，如人之有姓名。上自达官贵人，下至贩夫走卒，无人无之也。”（第68页）于是，格局也就成了具体八字结构的一个“名字”。正因为如此，《讲义》只是机械地按照古人“先观月令所得何支”引申出一整套格局系统来，并没有交代为什么要以月令为参照点来取格？取格的意义何在？这样，辨认格局就成了一个“贴标签”程序。每一个八字只要有一个标签或“名字”就成了。

事实上，其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自《讲义》问世以来，大多数命理研习者不再重视格局本身成败的探讨，只是把它作为一种选取“用神”的途径而已。民国以来盛行的“轻格局、重用神”的论命风气，不能不说是受了韦氏《命学讲义》的影响。

取消了对格局高低、成败的研究，把格局研究变成了贴标签的过程，《真诠》之真义由此俱失！如果说以选取月令“用事之神”（格神）为主来确定格局，还只是《真诠》从前人承继下来的东西（《渊海子平》中就提出过“凡格用月令提纲”），而研究格局的成败、进而四吉神、四凶神的顺、逆使用法则，这才是《子平真诠》的真正创造和精华所在，沈孝瞻、或者沈之前的原作者，若地下有知，真要痛哭于九泉了。

所以，要真读懂《子平真诠》，还要绕过这第二个“陷阱”，即上述韦千里之误导。

这里补充一下对于《真诠》真正作者的最新认识。

《真诠》稿本最初出现在乾隆年间，当时并没有书名，一直被认为是乾隆四年进士沈孝瞻（1696-1757）的一份研究心得手稿，仅在士绅官宦间抄录传阅。后为

胡焜在宛平沈明府署中所见。胡读后大为赞赏。遂将文稿交他的命学同好章君安。章阅后“慨然叹曰：此谈子平家真诠也。”于是以胡焜作序、“子平真诠”为书名于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年）刊行。今坊间流传本则是由赵舒翘和李星科在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刊行的。

2013年，宁波李锵涛将所得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善本《耕寸集》（敬一堂藏版）影印本赠送给了上海古典命理研究整理专家庄圆。庄圆发现此《耕寸集》正是《子平真诠》最早的抄本，于是加以校订并由香港星易图书出版（2015年）。虽原作者佚名不可考，但此抄本当在明崇祯十三年至清雍正九年之间。王相山《子平真诠精解》正是在对比《耕寸集》与《子平真诠》这两个本子基础上做出的“精解”。在掌握的材料方面显然优于过去的研究者，他们中有梁湘润、徐伟刚、黄大陆、惭愧学人等。

二、一个“误解”

要真读懂《子平真诠》，首先要跨过以上两位民国大师的“陷阱”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徘徊于人们心头、普遍存在的误解，也需得以澄清。

这个误解是什么呢？就是认为八字有“格局”，就是好八字，在社会上就能出人头地，名利双收；而平头百姓、芸芸众生，则无“格局”可言。这也是今天不少研究者排斥格局的一个重要理由。

这就牵涉到看八字为什么要探讨格局？

事实上，这也是我当初学习《真诠》遇到的第一个问题。我是三十多年前在美国伊利诺大学图书馆读的徐氏《评注》。当时在攻读语言学博士。周末大都是在东亚馆书库里度过。馆内十分安静，读者寥寥。一卷在手，神交古人。那时，命理学是我的业余爱好，帮我排遣了去国的寂寞。当时真的没有想到，这个爱好竟成了晚年的“研究方向”了。

《真诠》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反复阅读，思索良久，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在《命运的求索》（2014年）中，我做过这样的比喻：

    打个不很恰当的比喻：这除日主之外的七个字，构成了一栋 “房子”，而日主就是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主人。我们要了解房子主人的社会地位，可以先观察一下这栋房子的状况。它或是气势雄伟，富丽堂皇，或是破旧零乱，墙颓瓦殘。你对这建筑的感觉，大致可以告诉你这屋子主人的境况了。沈孝瞻想做的就是对这个“建筑”做出分析，即对八字内部“环境”做出分析。（第250页）

每个“日主”都有自己的“居所”，只是这居所的状态不同而已。格局的研究首先是对这“居所”的研究，确定它的新旧、质地、状态，予以估值，然后再参比日主，做出全面的评估。因此，不是有头有脸的富人有居所，穷苦人也要有遮雨避风之屋，所以要破除上述的误解，每个八字都可以作出格局分析，只是格局有高低成败之分。这也是格局论的魅力所在。